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目前，化妆品市场规模已超4000亿元，人均消费超过200元。而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均化妆品消费为1元。这一巨变，仅仅用了40年的时间。

  40年里，随着时下人们对“美”的认知不断深入，化妆品不再是女性的专属，化妆品市场的结构层次丰富并延伸到儿童、男士、中老年人等人群，甚至会出现私人定制，其品类也日益细化。

  “作为一个产业，化妆品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功效继续扩展，包括保湿、遮瑕、防晒、护肤等，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任何一个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些问题，咱们不可以因此全盘否认它的价值，而应该回应用户诉求，促进产品推陈出新。”近日，空军总医院皮肤病医院院长刘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道。

  “消费者在挑选化妆品时，首先要明确目的，是保湿滋润，还是祛斑美白、提亮肤色，然后再购买拥有相对应功效的化妆品。”刘玮在采访中表示，“若不正确使用或选择了不对自己最合适肤质的化妆品，轻则肤感不好，达不到消费者追求的功效，重则可能会导致不良反应。”

  根据《化妆品皮肤不良反应诊疗指南（2018版）》，化妆品皮肤不良反应包括接触性皮炎、光感性皮炎、皮肤色素异常、唇炎、痤疮、接触性荨麻疹、毛发损害、甲损害和其他不良反应。接触性皮炎分为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和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主要体现为疼痛或烧灼感，也可出现瘙痒；变应性接触性皮炎表现为局部肿胀、红斑、丘疹、水疱、渗液及结痂，伴瘙痒。

  刘玮表示，出现不良反应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花了钱的人化妆品成分缺少了解，另一方面是产品说明可能使用外国文字，不一定都能看懂。因此，消费者应适当积累一些化妆品成分的基础知识，尤其是过敏原明确的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要注意查看产品成分表。

  “当然，有些消费者可能没有做过过敏原检查，并不明白自己是否对某成分过敏。这种情况下，在初次发生刺激性反应或过敏性反应时，就要到医院就医，请皮肤科医生帮助寻找病因，对症治疗，防止再次发生不良反应。”刘玮补充。

  在治疗上，刘玮表示，目前因使用化妆品引起的不良反应大多非常容易治疗。首先停用正在使用的化妆品，然后遵循局部治疗使用外用药或全身治疗口服相关药物的原则，基本都能实现预后良好。“但也有一些特殊的病变类型较难处理，比如面部的色素沉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缓解症状，但这类不良反应相对较少，仍以刺激性皮炎和过敏为主。”

  随着化妆品市场的日渐庞大，产品质量也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为规范化妆品行业健康发展，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合法企业，有关政策法规陆续出台，并依据市场需求不断完善。

  “最具代表性的是2020年发布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刘玮表示，这是对1989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的修订，是自1989年后化妆品监管行政法规的首次全面修改，旨在解决近年来化妆品行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比《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发现，《条例》中创新性提出对化妆品实行分类管理，对风险程度较高的特殊化妆品及新原料实行注册管理，对普通化妆品及其他新原料实行备案管理。此外，《条例》首次提出注册人和备案人，并对其负责人进行清晰界定，强化了主体责任，规范了监督管理体制，并加大了处罚力度。

  “为贯彻落实《条例》，国家药监局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编写了一系列配套文件，涵盖化妆品从生产、检验到销售、监督全流程，从原料到产品所有的环节。这些不同层级的政策法规文件，构成了当前化妆品管理的政策法规体系。”刘玮说，但政策法规的修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随市场的变化、行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不断调整完善，才能避免滞后于或限制行业的发展。

  为顺应化妆品功效非常关注的社会趋势，2021年，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规定，化妆品的功效宣称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包括文献资料、研究数据或者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试验结果等。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试验包括人体功效评价试验、消费者使用测试和实验室试验。

  “这一强制性要求使如何将功能效果成分的添加量控制在安全且有效的范围或浓度内，既不形成概念性宣传，又不造成安全风险，成为摆在化妆品功效研究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刘玮说，这一更高的要求、更严的管理也有望使我国化妆品的民族企业和国际大品牌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在化妆品功效“赛道”实现“弯道超车”。

  “化妆品市场规模虽然很大，但长期被国际大品牌、跨国集团垄断，民族品牌所占的份额很小。然而由于其他几个国家在功效研究方面并没有有关要求或仅是推荐性要求，国际大品牌在该领域的投入并不多。我国对功效研究的重视看似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实则给民族企业创造了抢占市场的机遇。”刘玮说，希望这些民族企业能抓住机遇，专注功效研发，在国际上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化妆品品牌。